已经92岁的常沙娜身上汇聚着许多标签：“永远的敦煌少女”，“敦煌守护神”的女儿，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，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最长的院长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……如今，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。
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。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，将近90岁的时候，握笔还从来不抖。现在，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。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，“很多书过去都看过，我没有注意，现在一看，内容都很丰富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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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居里的书不多，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。房间外的书桌上，摊开着一本《常书鸿自传》，书页上搁着老花镜。客厅的茶几上，也是常书鸿的书，下面压着一本《敦煌：众人受到召唤》。
“我很喜欢回忆。”她说。活到92岁，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，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，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。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，从法国到敦煌，从重庆到北京，从常书鸿到林徽因，从母亲到儿子，从抗战到解放……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。
1978年，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。受访者供图
生于里昂
“他是柯孟德，我的老朋友。”常沙娜坐在沙发里，微笑着说，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，眼里满是慈祥。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，那时，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，说一口纯正的法语。“她很开放，不是一个传统的、无聊的领导。”柯孟德回忆说。
面对这个外国朋友，常沙娜在法语、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。“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……”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，意思是，缠绕在了一起。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，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。1948年，在到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，常沙娜前往美国波士顿，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，系统修习素描、色彩、设计、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。现在，她已经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，但她清楚记得一件往事。
有一年暑假，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。有一天，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：沙娜，她为什么那么黑呀？常沙娜回答她：树林有好多蝴蝶，黑蝴蝶、黄蝴蝶、白蝴蝶都有，“你看，我们也一样，你是白的，她是黑的，我是黄的”。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，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，专程来到夏令营，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。后来很多年，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。
法语近乎她的母语。1931年，中国爆发“九一八”事变那年，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，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一批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，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、王临乙、刘开渠、徐悲鸿等人。常书鸿出生在杭州，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。里昂也多水，两条河流哺育了它，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，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：沙娜。出生第二年，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。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，法语纯正，却不会说中国话。在巴黎，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，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。
父亲母亲
回到中国后，常沙娜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。12岁那年，父亲接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。常书鸿刚刚在那里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中国人开始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保护。从此，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。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，也是她的艺术故乡。“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，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。”她回忆道。
20世纪40年代，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。受访者供图
80岁以后，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。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，她以“敦煌少女”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，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。人们发现，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，孜孜不倦，贡献卓然。
然而，作为经历数次时代更迭的人，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。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。比如，离别。
1945年，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。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。
17年后，1962年，常沙娜与母亲在杭州重逢。那一天，常沙娜大吃一惊，印象中美丽动人、神采奕奕的母亲，已经变成脸色苍白、头发蓬乱、面无表情的老太太。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位贫穷的工人，生活困顿，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。
那天见面，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，也没有掉眼泪。但她从此对母亲“再无嗔恨，只有同情”。那次见面之后，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，每次收到钱，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，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，“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，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……”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，与记忆中完全不同，见字如面，心里很难受。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，但一直没去成，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。
常沙娜的学生、《黄沙与蓝天——常沙娜人生回忆》一书的执笔蓝素明记得，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，语气十分淡然。但回忆父亲的时候，则常常十分动情，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。
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，常书鸿从重庆接全家去往敦煌途中。深秋的一天，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，停车加油时，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。端起来刚要吃，卡车突然开动，鸡蛋、汤水泼了他一身，脸上、眼镜上也挂满汤汁。这个中年男人狼狈、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，觉得父亲好可怜。当时她12岁。
可能从那个时候起，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。听他的话，去洞窟里临摹壁画，学敦煌艺术；听他的话，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，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。“我不懂，我就跟着爸爸走，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，我特别喜欢，而且画得很有感受。该做啥就做啥，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。”
1986年6月，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“敦煌”。受访者供图
结缘工美
不仅听爸爸的话，她也听国家的、组织的话，“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，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。”后来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，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，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。
1951年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，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。林徽因肺病很严重，常年卧床静养，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，可以写字画画。梁思成身体也不好，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。每天上午10点，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。
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。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，跨进工艺美术行业。后来，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20世纪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。走上这条路，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。
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、古代艺术，而她做工艺美术、装饰设计，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。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，为外交活动做国礼，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……
很多年里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，设计者都是“中央工艺美院”。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，人们才知道，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。她不愿居功，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。
常沙娜与“和平鸽”头巾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故乡何处
常沙娜生于法国，6岁时回到中国，12岁时到达敦煌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。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？蓝素明说，是敦煌。“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，她总说，我就是敦煌人。”
常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：“沙娜，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。”五六年前，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。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，陈设简陋，土炕、书桌、木柜，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。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。
如今，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：“时光流逝很快，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。我终生以您的教导，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。”
1934年，常书鸿在巴黎画的《画家家庭》。受访者供图
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：“在阿维尼翁桥上，我们跳啊跳，在阿维尼翁桥上，我们跳圆圈舞……”每次她唱起幼儿园学的童谣，她都满脸幸福和平静。
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，每当想起母亲，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，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——C"est la vie，这就是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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