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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5日，著名的文物专家、考古学家、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驾鹤西行，享年94岁。先生一生致力于文物研究，治学严谨，笔耕不辍，擅长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、互相印证的方法，在古代舆服、科技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对古代金银器、乐器、装饰品、佛教艺术品以及饮食等诸方面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，也多有发微。

2016年的夏天，已经88岁的孙机先生带着刚出版的《从历史中醒来——孙机谈中国古文物》一书，受邀来到上海图书馆，演讲《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变革》。我有幸在现场聆听，真是受益匪浅。

孙机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师从沈从文先生研习中国古代服饰史，后追随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潜心研究中国古文物。他在古代舆服、科技史等领域用力甚勤，成果丰硕，他的文章学识渊博、深入浅出、考论精当、文辞典雅，在知识界享有盛名，结集出版的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《中国古舆服论丛》等著作，每一部都是叫好又叫座。孙机先生来上海的讲学信息一经公布，短时间内门票就被预订一空，讲座当天，能容纳800人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。

孙机先生有着老派文人的行事风范。面对台下热情的听众，他坚持全程站立授课，讲座过程中辅以笔道细致的手绘图片演示，间或在题板上挥毫板书，声音洪亮，思路清晰，纵横开阖，充满激情，听者无不佩服这位耄耋老人的深厚学养和大家风范。

关于中国服饰史的话题，是孙机先生最为熟稔的研究领域之一。他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国古代服装研究，其实是以此为门径，通过还原古人衣食住行的本来面貌，探究我国历朝历代风俗人情的演变规律，观照中华五千年文脉的发展与变迁。他的研究方法，则是延续了晚清学者王国维、罗振玉等人创立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也即陈寅恪先生所概括的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，这一方法经由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晚年在服饰研究领域的拓展，到孙机先生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在孙机先生看来，中国服饰史上的第一次变迁，就是春秋时期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。在此之前，古人的服饰是“上衣下裳”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这种服装款式对应着一整套合乎礼仪的坐姿、站姿和行走方式。但是随着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事频发，为满足发展骑兵的需要，赵武灵王大胆改革，提出“着胡服”“习骑射”的主张。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发明了裤子和长靴，穿着这种“胡服”作战骑在马上，动作灵活方便，赵国“引进”胡服、建立骑兵后，军威大振，几年之内便成为北方强国。“胡服骑射”这一变革体现出注重实用，勇于革新的中华智慧。这之后，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，隋唐时期的服饰出现了“双轨制”现象，即普通民众的穿着属于胡服系统，而宽袍大袖、褒衣博带的传统汉族服饰则在皇亲贵族出席正式场合时穿着。这是服饰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，也是孙机先生依据古代文物考证出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。在明清易代之际和民国时期，分别出现了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变革，中国人的服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向轻便化、现代化转变。先生言必有据，知识体系渊博以专研，谨严而精深，现场听众无不感到敬服。

我仰慕孙机先生的学问和操守。他的书，只要在书店见到，我都会买一本，闲暇时读上一篇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如饮佳酿。这次在上海图书馆，我借讲座之机带去了珍藏已久的几部孙先生著作，蒙先生首肯，一一为我签名留念，先生见我爱书心切，还破例为我在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的扉页题词：弘扬中华文化。这真让我受宠若惊，感激不尽。

孙机先生讲的是服饰史，怀的是忧国心。在讲座中他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心，他说：“研究服装的历史，就是研究中国过去的形象，还原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真实形象，唤起民众心中爱国主义的动力。”